古代的武举制度，从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创立，直到南宋以后，武科考试逐渐系统化、制度化。清沿明制，采取文武并重的办法，武科达到鼎盛。清朝的武举制度于顺治三年(1646)开始，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停止，共举行了109科。考试分内外场。外场分一场和二场，一场考马射，合格者再试二场，即步射、硬弓、舞刀等武艺。外场通过以后，继续内场，内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武经七书》。考试大致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庠生，即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贡士；武贡士再通过殿试分出等次，称为三甲。一甲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其第一名叫传胪；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以官职。
清代武殿试共109科，按说应该有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各109人，然而由于缺额、失考等原因，实际今天我们能明确其姓名籍属的只有武状元是满额109人，武榜眼只有102人知道姓名，武探花更少，只有100人，三者共计311人。其中河北省（不含京津，也不含已划归鲁豫二省的开州、清丰、东明三县）分别有29人、24人、18人，均排在全国首位。而在河北省内，沧州地区又以8状元、4榜眼、5探花的总成绩名列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沧州地区不仅是清代河北省武状元最多的地区，也是全国武状元最多的地级市。它和排名第三的浙江省的武状元总数相等，是排名最后四个省份江西、辽宁、四川、贵州的总和。
另外，“武风最强，贡于兵部，数能魁多士”（乾隆《献县志》卷八《选举》）的献县以四名状元成为清代武状元最多的县（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排行第二的是浙江山阴，有三位状元。
还有，康熙四十八年，来自沧州地区的武举——献县田畯、肃宁金官禄，包揽了殿试前两名，这是整个清代空前绝后的事情。其他省份也有包揽前两名的情况，但都不是同一地区的选手，如，山东包揽前两名在顺治三年第一科，分别是济南地区的章丘和菏泽地区的曹县；浙江包揽前两名在顺治九年的第三科，分别是杭州地区的仁和以及绍兴地区的山阴；河南包揽前两名在同治十三年的倒数第十二科，分别是驻马店地区的西平县和开封地区的杞县。
而田畯和雍正元年的李琰，还分别是清代第二、第三个连中两元的武举，第一个是连中三元的王玉璧，在其他21位连中两元的武举中，田畯和李琰的位置最靠前。
还有，目前已知清代武状元中至少有九名是回族（据马明达《清代的武举制度》），在这九名当中，沧州占了三名，即哈攀龙、哈廷梁和白成龙，恰好是三分之一。
关于沧州武状元的研究，1991年出版的《沧州武术志》（河北人民出版社）第八编《人物》第一章《武科名录》中，标出是状元的，只有南皮徐德麟、献县哈廷梁、肃宁哈攀龙三人。在第三章《名人传略》中，又将哈攀龙、徐德麟二人作了专门的介绍。
1993年出版的《中国状元全传》（车吉心主编，山东美术出版社）和200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武状元》（王鸿鹏等编著，解放军出版社）两书中，于清代，明确为沧州籍的武状元有五人，分别是康熙四十八年献县田畯、乾隆二年肃宁哈攀龙、乾隆十七年献县哈廷梁、嘉庆十年献县张元联和道光十八年任丘郝光甲。
2006年出版的《名沧州》（新华出版社）系列之《沧州武术》第九章《沧州武术的繁荣与功用》中，指出清代沧州有武状元7人，系在《中国历代武状元》的基础上加上了乾隆三十一年的河间白成龙以及道光二十一年的沧县徐德麟。
2010年2月刚刚出版的《燕赵武术》（人民体育出版社）显然没有吸收新的学术成果，在谈及清代沧州武状元时，还仅仅停止在朱彭寿《旧典备征》的基础上，亦即《中国历代武状元》的数量。
沧州这八位武状元中，哈攀龙、郝光甲两人，《清史稿》有传；田畯，《大清畿辅先哲传》有传，其他五位则多在隐晦之间。今依照时代先后，特将八位状元稍作考索，以飨家乡父老：
一、田畯
田畯（1684—1728）， 字耕野，号有年，河间市黎民居乡李召庄人（原属献县崇仙镇安民里四甲）。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武殿试一甲第一人。
乾隆《献县志》卷八《选举·武进士》：“康熙己丑科，田畯，状元，官广西提督。”
乾隆《沧州志》上有一段关于田畯身世的记载，与纪晓岚的外祖张家有关，该志卷十《人物·义行》记到：“张尔锐，字命三，（康熙）壬子武魁，慷慨负义，友人田茂春，年老无嗣，出百金代置牛氏女为妾，生子俊，康熙己丑武状元及第。”这个田俊，就是田畯。田畯是田茂春四十七岁那年才出生的，在通常四十岁就已经子孙满堂的古时，真正算得上是老来得子了。
田畯虽然是庶出，但毕竟是老来子，父辈对他给予了厚望。田畯九岁上学，十二岁那年，田茂春带着田畯赶集，路过卦摊儿，相面先生见了田畯，连夸：“龙准虎目，真将才也！”十六岁时，田畯弃武从文，开始学习骑射。十八岁入县学，成为一名武生。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武乡试，十九岁的田畯一举中式，接下来他两次参加武会试，都没有考中，乃发奋攻苦，勤练刀马。直到康熙四十八年，二十六岁的他连中两元，先在会试中夺魁，接着又在殿试中独占鳌头，从而成为清代武科举史上继王玉璧之后第二位也是康熙朝第一个连中两元的人。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六，康熙皇帝亲临畅春园里的西厂，考阅参加武会试的武举比赛骑射技勇。先是选出田畯等二十三人，试以步射。又从中选出八人，再试以骑步射。这时，康熙皇帝将主考官礼部侍郎胡会恩召至近前，问到：“尔观会元田畯，文章何如？”胡会恩奏到：“文章颇佳。”康熙帝说：“从前以武会元为状元者少，今田畯骑射俱优，而文章又佳，其以田畯为第一名，官禄为第二名，韩光愈为第三名。”钦定完名次后，康熙帝兴致大起，亲自率领善射的侍卫进行射箭表演。他射了二次，每发必中。（事见卷二百三十九）
初七日，传胪，赐田畯武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授乾清门三等侍卫。值得一说的是，这一科武进士共一百一人，献县除了田畯外，还有齐瑛、马宏宣也同科考中，成为佳话。（乾隆《献县志》卷八《选举·武进士》）
康熙五十三年十月，田畯候补外放为川陕督标中军副将。
这时西北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借口贸易人在哈密受到阻截，而出兵哈密，被清兵击退。为进一步削弱策妄阿喇布坦的势力，清廷一边分兵三路继续追剿策妄阿喇布坦，一边实行屯田驻防，好步步为营，扩充疆域。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朝廷命吏部尚书兼总督仓场事务富宁安率领满洲、绿旗兵各一千，进驻青海形胜要地噶斯口（今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镇），田畯随銮仪卫銮仪使董大成一同出征。噶斯口是清朝政府防御准噶尔部落东犯青海、西犯西藏阿里地区的重要军事战略要塞。田畯等于八月十一日到达噶斯，不久，策妄阿喇布坦败退伊犁，而噶斯屯兵着实不易，于是朝廷撤戍，九月初九日，田畯跟随部队从噶斯撤退，十月十一日退回肃州，十二月初一到达甘州，经理粮马。
康熙五十五年正月，田畯又接受命令，随授为靖逆将军的富宁安到哈密西北的巴里坤驻扎，秣马砺兵，蓄锐以待进取。四月，田畯到达巴里坤，刚到不久，田畯就详细视察了巴里坤附近数百里的地形地貌，发现这里，南踞崇山峻岭，东峙德胜雄关，地势峥嵘，屹然重镇。其所属奇台、木垒等处，水土肥美，宜于稼穑，“材木赡用，商贾辐辏，四时风景，宛如春台化日”。（语出巴里坤县城南约2公里岳公台山脚下的“富宁安碑”碑文）就向富宁安报告说：“此地原野平旷，非常适宜屯田，可每十名兵中抽出一人耕作，名曰皇田，而由各营酌力耕种的，名曰公田。用不了几年，就能减少转运一半以上的粮饷。”富宁安听后，赞许不已，就批准实行起来。清代巴里坤屯田从此开始，巴里坤也成为了清代开始屯田最早的地方。
清军在巴里坤及哈密等地的屯田，不仅为前线清军提供了急需的粮草，而且减轻了从内地长途运粮的困难，伴随着日后的犯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屯田形式的次第施行，改变了当地的移民结构，从而为稳定并维护西北边疆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人口基础。
田畯在巴里坤驻扎了八年之久，其间曾率兵袭击厄鲁特边境，两次进及乌鲁木齐，屡战屡胜。《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五十六年夏，富宁安将兵分为三队，于六月二十六日由巴里坤进发，前往袭击厄鲁特边境，擒其生口。七月中旬，进及乌鲁木齐，因蚊蝱甚多，时令亦热，无法驻军，毁其田禾而回。此次进军，共计擒回一百六十九人，抓获驼马牛羊无算。班师途中，在向毕留图进发时，路遇厄鲁特兵三百余人尾随在后。清军随即整兵迎战，混战中，灰特台吉扎穆毕首先奋勇，以枪剌敌，敌坠马被擒。扎穆毕乘勇穷追，被敌人回放鸟枪，命中胸部，血染战袍而阵亡。田畯见状，大喊一声，冲入敌阵，斩杀头目一人，敌人惧怕而翻山溃去。（卷二百七十三、卷二百七十八）
康熙五十九年七月，田畯再次跟随富宁安到达乌鲁木齐。由于清军历年清剿，军威大振，敌人闻风远遁，乌鲁木齐连哨卡都没设，田畯等人遍行搜寻，亦无踪迹。一个月后，田畯等回到巴里坤营。（《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九）
雍正元年（1723）三月，田畯被年羹尧调赴甘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巴里坤县城东15公里处的石人子村农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经辨认乃为西安镇标副总兵田畯主持刻勒的记功碑。碑文原文如下：
大清康熙丙申正月，西安镇标副总兵田畯，领□标官兵□□人，随靖逆将军富，帅师亿万驱虏至此，□逆闻威望风远遁。雍正元年季春，抚远大将军□□□□□□□□年调甘听用，勒石以志云耳。
此碑文虽然短少，却是难得的历史见证。（这块碑至今还躺在巴里坤城南？？庙一间屋子的南檐下，）
雍正元年八月，田畯抵达凉州；九月，朝廷正式任命他升任陕西凉州总兵官，封赠三代，命仍前往巴里坤军营，协助提督路振声办事。（《清世宗实录》卷之十一）。
雍正四年七月，奉旨撤兵，田畯等随即自巴里坤起程，于八月初九抵达凉州，接受印信。十月中，受岳钟琪委派，赴甘暂时署理甘肃提督印务。
雍正五年初，甘肃提督宋可进抵任，田畯交接完毕，返回凉州。二月，田畯升任广西提督。（《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三）进京陛见时，田畯提出要将荫子入官的待遇转给弟弟。雍正皇帝询问缘由，田畯答：“臣少子刚刚开始念书，还承担不起这样的封赏，而吾弟已经成人。”雍正皇帝说：“国家向来没有荫弟的先例。不过既然你能割爱全义，朕就格外施恩。”田畯之弟于是得到了候补为官的机会。
田畯到达广西后后，为解决军需及矿山治安问题，借口规范钱币流通，而建议朝廷允许开矿。《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收录有雍正五年田畯《陈粤西矿厂疏》云：“窃广东各属山场，所在皆产铜铁，铁炉现在开煽输税，未奉停止，惟铜矿久经封禁。但粤省田少人稠，民无常业，自铜矿奉禁以来，附近居民，仍复群聚偷挖。在地方文武各官，视铜矿为小民衣食之地，明知偷挖，不行拦阻，督抚提镇，知有矿徙聚集，虽檄饬官弁驱逐，无如伊等声息甚通，官弁未到之先，则已另往他处。官弁既去之后，旋回垄口挖砂，其实矿徙，究未尝一日逃散也。臣查肇、高、雷等府，民间贸易行使，悉系唐宋旧钱；广韶等府，俱用低薄砂钱，相隔一二百里之间，钱有行使不行使之别，故钱法之坏，莫甚于粤东。倘蒙敕令督抚，勘明各属山场，照云南湖广之例，一体开矿采铜，并历年收买之铜器，设局鼓铸，所有唐宋旧钱及低薄砂钱，令各州县于收买铜器处所，发价收买，新铸制钱，分运各府，换银行使，支放兵饷，搭定银七钱三。将见旧钱砂钱，自然无适于用，而现在偷挖之矿徒，转为开采鼓铸之夫役，国宝流通于薄海，群黎食力于铜砂，是诚一举而两得也。或以开采铜矿，疑夫役易聚难散，但铜矿与铁厂无异，今铁厂所需夫役颇多，取结互保，并无难散之虑。铜矿夫役，照铁厂一例编查，止用附近居民，不许外人溷入，聚固甚易，散亦不难，又何有意外之虑耶？臣从钱法起见，因敢敬陈刍荛之言。”
盖广东、广西一带山多田少，而矿产颇多，当地居民，习于挖采。矿山所在，往往千百为群，聚众私自开掘，甚至啸聚为伍，四处剽掠，造成治安问题。（事见《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矿政》）虽然地方政府派人驱赶，但旋驱旋聚，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此前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巡抚杨文乾、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相继上疏，请求开矿，田畯也认为“严行驱逐，不如明令开采”（雍正皇帝《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十五），待矿砂采尽，矿民自然不驱自散。然而雍正皇帝均被严旨切责，不准施行。
雍正六年，广西西隆州八达寨苗民颜光色、颜光东等聚众滋事，西隆州知州刘德健再三招抚不服。二月，该州请发官兵剿灭。三月十一日，田畯委派右江镇思恩协隆林营游击常显虎领兵七百名，同提标守备熊文举带领千把，加之地方土兵二千五百名，向八达寨进发。由于显虎蠢拙无谋，被颜光色施以诈降缓兵之计，争取到修筑炮台、挖掘陷坑、插布木栅鹿角的宝贵时间，以致负隅顽抗至五月中旬，不分胜负。
六月初四日，思恩协把总李光玉带兵护粮，遇贼截抢，被伤身故。
六月二十日，官兵再次攻取，寨民恃险高筑炮台排栅，罗千总被伤身故，损兵二十二名。
七月初三日，右江镇总兵段宗岳知贵州安笼镇、云南广南营与八达寨甚近，可以声援，于是移调安笼镇标官兵四百名、广南营官兵二百名会齐合剿。
七月二十一日，安笼镇标游击田昌友等奋攻八达寨，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非但没有任何进展，守备李文仲、把总王承文等官兵五十九名阵亡，重伤近百名。
此时，这事已经惊动了朝廷。八月初八日，田畯与安笼总兵蔡成贵奉檄分兵会剿，俱赴军前，率领汉土官兵合计近万名，四路堵截。
八月二十二日，田畯指派的平乐协副将胡灏、平乐府知府胡醇仁先到八达寨，寨民抱金、抱添畏罪倒戈，斩颜光色、光东之头呈缴安笼镇营内，然而首脑虽死，其子光应、光赞等余众仍恃险不服。此时三省官兵云集，胡灏、胡醇仁恐延久复生他变，决意会兵进攻。
八月二十八日，派定官兵，分路而进，夺其炮台平寨等处。奉命前来增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更是“量大炮所能及，渐轰进逼。”（《清史稿》卷五一六《土司五·广西》）次日凌晨，官兵连夜纵火焚破八达寨，这起苗民风波终告平息。
八达寨事件，历时五个月，前后三省共发汉土官兵九千七百零八名（运粮守隘土兵不在此内），耗费军需粮饷五千二百馀两，而八达寨民加在一起不满两千，何况广西省如颜光色者尚不下数十寨，若群起效尤，民众何以安枕？难怪雍正皇帝恼怒之极，在给田畯奏章的朱批里，对他痛斥不已。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四中收录了以雍正皇帝口吻公布的此次事件的官方总结：“雍正六年十月初十日上谕，广西八达寨凶苖素行不法。从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剿，一面具奏，一面即行发兵。朕比时谕令慎重筹划，不可轻举。总督孔毓珣亦据田畯知会具折奏闻。田畯既欲举行此事，若果遴选兵弁，调度有方，何难计日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临事疏忽，以此极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凶苗设备，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损伤。或黔兵急于成功，轻敌受损，或粤西兵丁坐视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粤西自韩良辅、李绂、甘汝来等数人，办事习为惰玩，既不能操练兵丁，又不能抚绥苗众，兵力懦弱，诸事废弛，相沿日久，而田畯又系中平之才，以致凶苗公然肆恶。迨云贵总督鄂尔泰调发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侬即行授首，党众悉皆向化。……此番总兵段宗岳虽统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广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处，田畯系总统调度之员，难辞其责，其间功罪轻重，俱着鄂尔泰详查，分别定议具奏。”
令人惋惜的是，这道圣谕尚未到达广西，四天后的十月十四日，段宗岳因在军前染瘴，病卒于署，又四天后的十月十八日，田畯也因班师途中，身染瘴疠，服药无效而死，年仅四十五岁。
关于他的死，民间有不少传说。纪晓岚《滦阳消夏录》卷三写到：“广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凉州镇时，月夜独坐衙斋，恍惚梦夫人自树梢翩然下，相劳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当为君妇，缘满乃归。今过此相遇，亦余缘之未尽者也。’公问我当终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问我寿几何，曰：‘此难言，公卒时不在乡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馆驿，亦不殁于战阵。时至自知耳。’问殁后尚相见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即可见，否则不能也。’公后征叛苗，师还，卒于戎幕之下。”纪晓岚的亲姐姐嫁给了田畯的田畯的独子田中兰，其所闻当出自田家。又，田中兰长子田理撰有《先大夫西粤公谱》，谱末提及“初，先大夫在西安为副将时，一日，偶行街上，有相者以骏马过后，因问人曰：‘此位系何处官？’旁有应者曰：‘此本处督营协镇田公也。’相者曰：‘此人将来位至八抬，惜乎其寿不永耳！’至是，其言果验。”
乾隆六年，田畯的尸骨才返葬祖茔。田畯的奏疏，除《皇朝经世文编》所载外，雍正皇帝《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十五中还收录有田畯奏疏十三封。
田畯夺得武状元，对整个沧州的武举，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献县、河间一带武状元密集涌现，与他的榜样作用不无关系。
二、李琰
李琰（约1693年生，约1732年卒），字苍岩，献县十五级乡东韦庄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科武举，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武进士一甲第一人。
《清世宗实录》卷十四载，“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巳，策试天下中式武举李琰等一百三十名于太和殿前。乙丑，上御太和殿传胪，赐殿试武举李琰等一百三十六人武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雍正元年《缙绅全书·御前侍卫》：“李琰，直隶献县人，癸卯状元。”
乾隆《献县志》卷八《选举·武进士》：“雍正癸卯科，李琰，会状，官镇筸总兵。”
李琰是献县第二个、清代全国第三个会状连中两元的人。不仅如此，因为他赶上了励精图治的胤禛皇帝，因此他的命运也裹挟在了当年的改革大潮中。
雍正皇帝对武科举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其一，在录取原则上，规定武会试外场停止舞刀、掇石，全凭射马步箭，有能开硬功、在马上武艺熟练、技勇出众者，令入内场。
其次，原来，武进士也如同文进士选庶吉士一样，可以留京简选教育。顺治时令侍卫及内大臣教武进士学习骑射；康熙时令候补官职的武进士向八旗护军统领学习骑射。雍正时始下令停止。
其三，武殿试如不得人，一甲三名可以只取二名，不必强求足额。
其四，始开满洲、蒙古武进士科。
李琰就是在新的变化中，在更加严格的考选情况下高中武状元的。
雍正皇帝不仅变革了录取原则，该修改了武进士的授官办法。康熙三年制定的武进士授官条例规定，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何圣生《檐醉杂记》卷二）而雍正皇帝举行了第一次武举之后，表示名列前茅的武进士不再直接授予军职，而是要先在皇帝身边充当侍卫历练，服役期满，才能正式出任军职，于是“旨谕兵部，今科中式武进士，系元年所取，状元授为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为二等侍卫。二甲十三名授为三等侍卫，令戴孔雀翎。三甲记名三十六人俱授蓝翎。”雍正四年，这一做法被定为制度，后来衍化为一种惯例，凡是武进士出身的侍卫，都称为汉侍卫。
李琰担任一等侍卫年满三年后，直接出任湖南宝庆协副将。道光二十九年《宝庆府志》卷二十二《武职表·宝庆协副将》：“雍正三年，李炎，直隶献县人，癸未会状，一等侍卫。”这里的李炎，显然是李琰之误。四年之后李琰离任，雍正《湖广通志》卷三十《职官·宝庆协副将》云：“李琰，歙县进士，雍正三年任，七年离任。”这里的歙县，又显然是献县之误！（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国朝武职》则既将李琰讹为李炎，又把献县讹为歙县。）
乾隆《献县志》载李琰官至镇筸总兵，民国《汶邑李氏族谱》李琰小传中也说他曾任湖南镇筸总兵，而且谱中收录了雍正九年十月十三日，朝廷封赠李琰三代的诰命，即其祖父李在田及祖母尹氏、父亲李秉政及母亲王氏，以及李琰与妻子赵氏，在诰命中也明确李琰当时的职务是湖南镇筸总兵。道光《凤凰厅志》卷十三《职官·镇筸总兵官》中没有李琰，应属漏收。
关于李琰的生卒年份，其家谱未载，民国《乐寿陈氏族谱》末附碑志文钞，其中陈鸿举所撰《敕封文林郎浙江台州府仙居县知县候选州同瀛南府君暨敕赠太孺人安人李太君行述》云：“太君，同邑望族，外祖苍岩公，雍正癸卯恩科武会元状元，历任湖南宝庆协副将，升镇筸镇总兵官，年未四旬卒于任。生太君一人。太君年十余岁，即丁外祖艰。”又云：“太君生于康熙甲午十二月二十五日辰时，卒于乾隆甲辰三月十一日酉时，享年七十有一。”以此推算，李琰大约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大约卒于雍正十年。
三、哈攀龙
哈攀龙（1707－1760），字乾□，肃宁县城关人。回族。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武殿试一甲第一名。
乾隆《肃宁县志》卷八《选举·武科》：“哈攀龙，乾隆丁巳状元，任湖广提督。”
哈攀龙年轻时气力非凡，百十斤的武器，挥舞自如，数百斤的石锁，轻而易举，又经过多年苦心磨练，拜师学艺，练就一身武功，刀枪剑戟，样样精通，骑马射箭，箭无虚发，文韬武略，闻名遐迩。
哈攀龙于雍正十年（1732）考中武举，五年后成功考得武状元。《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三：“乾隆二年闰九月壬午，上御紫光阁，阅中式武举骑射技勇，赐一甲一名哈攀龙、二名张凌霞、三名冯哲武进士及第，二甲马瑞图等十人武进士出身，三甲焦腾汉等十五人同武进士出身。”
大魁后的哈攀龙，被授予头等侍卫。乾隆七年九月，乾隆帝命将哈攀龙发往福建，以副将题补。八年，哈攀龙任福建兴化营城守副将。（民国《莆田县志》卷十《职官志》）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哈攀龙授河南南阳镇总兵，以接替年逾七旬，精力衰惫的原总兵萧良金。然而，两个月后，哈攀龙再次调回八闽，任福建海坛镇总兵官。六月，复调漳州镇总兵官。十一月，到任不久的哈攀龙奏报：“漳郡风气嚣凌，习俗强悍好胜，然有血性，一知非理，便自折服，要在得情，实心化导。”乾隆帝在其奏折上批到：“此数句甚中漳州之弊！不谓汝武人而能见到此。好！勉之！”（《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九）
乾隆十二年，哈攀龙的母亲去世，回乡守制。这时，乾隆帝以川西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扰邻司，不遵约束，决定出兵金川，以宣示皇威。
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东巡，哈攀龙在河间府城迎候銮驾，受到接见。此时的大金川之役，已如霪雨，缠绵了整整一年，非但没有报捷，反而损兵折将，一筹莫展。乾隆帝正在用人之际，于是令哈攀龙夺情报国，下旨：“原任福建漳州镇总兵哈攀龙，著即速驰驿前往大金川军营，听总督张广泗酌量委用。川陕二省若有总兵缺出，即令伊署理。”（《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八）
三月，哈攀龙署四川松潘镇总兵。四月，哈攀龙到达金川前线。
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金川土兵在隘口险要处皆建有高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的碉楼，四周皆有小孔，以资瞭望和施放枪炮，名曰战碉。官军以挖地道埋设地雷、断绝水道为攻碉之法，皆难奏效。又施放子母炮、劈山炮轰击，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崩去石数块，以致“半月旬日攻一碉，攻一碉难于克一城”。
五月，以能征惯战著称的哈攀龙受命从美诺沟出兵，夺取撒卧山、大松林、噶达等要寨。哈攀龙率领一队人马，先登上马沟山梁，对地形作了详细考察，然后夺取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直捣大松林守敌。大松林的守敌设置了许多坚固的石卡、木卡，哈攀龙集中兵力，对其主要路卡发动猛烈进攻。他不顾敌人雨点般的弩箭冲杀在前，接连捣毁两个石卡，大松林的守敌纷纷溃逃。哈攀龙旗开得胜，乘势前进。于是，部队又向渴足寨进击，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焚坏碉寨四座，攻破碉卡水城一座。
差不多与哈攀龙同时到达金川的，还有赋闲在家十年而被重新起用的原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护军统领乌尔登，以及西凤协副将任举等，而皇帝的心腹——大学士、军机大臣讷亲也于五月底尾随到任。此次，乾隆皇帝调集重兵的目的就想速战速决，所以讷亲到任后，在没有作任何调查工作的前提下，便命令官军三日之内攻克大金川两大主要据点之一的噶尔崖。于是，官军分三路由昔岭同时进发。
此前，迫于清军兵势而假意投降的莎罗奔次子良尔吉侦知清军计划，立即通知了驻守噶尔崖的堂兄弟郎卡。当哈攀龙等率军突进时，金川土兵已严阵以待，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的碉楼顽强抵抗，致使官军伤亡甚大。这里引用事后由官方整理的一段资料，足见当日战争的惨烈：六月十三日，哈攀龙会同重庆镇总兵任举及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令各兵砍木竖城，步步为营。十四日，分兵三路，哈攀龙由右面架梁堵御，副将买国良由左沟穿林而上，以攻木城，任举、唐开中由中直扑石城。卯刻，买国良率领土兵上岭，汉兵继进，木城左右贼番齐出夹攻，买国良手毙贼一名，督兵力战，木城内矢石如雨，枪炮交加，买国良被枪阵亡，并把总马良甫及汉土兵二十余名。哈攀龙督兵上梁，夺回买国良之尸及失去炮位，杀贼百余，收兵回营。十五日，任举与唐开中攻石城东，哈攀龙攻其南。又派土兵一百绕山攻西面，又派土兵三百伏林堵御。十六日黎明，齐进；各镇将皆身自督战。唐开中、刘奇伟俱被枪伤。土兵奋勇，有数人扑入贼卡者，石城坚固异常，官兵环绕木栅，任举督催，兵力益奋。西南林内，突出贼三百余人，任举率兵堵御，被伤，督战益力，复被枪伤阵亡。哈攀龙督兵分赴上下林中，用枪击死贼人三十余名，收回任举之尸，随令收兵。”（《平定金川方略》卷八，《清耆献类征选编》卷十《任举传》略同）
经此一战，军务便再次陷入困境，将帅互相推诿。七月初十，讷亲、张广泗二人联名奏报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期间官军攻打大金川的情况，为推脱责任，他们特将哈攀龙具折纠参，说哈攀龙滥行遣委怯懦疏失之武弁，致使沿途丢失许多军粮和枪炮，又“于任举阵亡之后，不能督率士卒，奋勇力攻，藉称欲建木栅，方可架炮攻击，延至二十余日，始将木栅建就，亦仍未能攻克贼卡，是布置疏虞，进攻延缓，军纪攸关，相应参奏”。同时，却又假惺惺地表示哈攀龙系“限于才智，尚非有心贻误，其临敌颇知勇往，仰恳圣恩，将该镇降级留任。”（《平定金川方略》卷九）乾隆帝盛怒之下，下旨降哈攀龙二级留任，以观后效。
然而，令乾隆帝非常疑惑的是，包括岳钟琪在内的这些虎将很少汇报工作，因而不时传旨询问。十月，他下谕：“哈攀龙向在军营，尚有劳绩，后并未见有出力之处，令其具折，由驿站速奏。”（《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六）十一月，再次下谕：“前因哈攀龙、冶大雄、哈尚德三人，年力正强，尚属骁勇，可备驱策，特发往金川军营，令及时自效。乃伊等到营，并未闻有克获建功之处。所领兵丁，作何布置，作何攻取，亦未有一折奏闻。不知伊等在彼，所办何事，武弁身临行阵，坐守经年，不能攻坚陷阵，能无愧乎！著传旨询问，令明白回奏。”（《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八）
哈攀龙接到最后一道圣旨后，连夜具文向乾隆帝回奏，把他如何多次率部克敌制胜、避实就虚、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如何集中兵力夺取敌人要寨，以及如何把战况一一向张广泗汇报过等情况，全部写在奏折上。他还提出了质疑：张广泗何故对皇上隐瞒这些事实，何故要枉加罪名于他，请皇上查明真相。
乾隆帝接到哈攀龙的奏折，大为震惊。而这时专门负责督运金川粮草的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兼刑部、户部侍郎兆惠的密折也到了，其中特地说到他于十一月初七、初九等日，亲赴卡撒左右山梁色尔力等处周观营垒及碉卡我兵情形：“惟总兵哈攀龙前攻渴足岭，颇称勇往，继攻昔岭，虽未能破，亦能身冒枪石，巡防谨严，不辞劳瘁，在诸镇中尚为可用之将。”（《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九、《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
十二月，乾隆帝下旨为哈攀龙平反：“从前讷亲等将哈攀龙参处，甚为屈抑。朕闻伊在军营尚为省勉出力，著将部议降级之案准其开复。”
洗却冤屈的哈攀龙，振奋精神，一个月内连奏三折，一奏：“卡撒山形峻短，右腊岭，左丹噶，左梁即丹噶山麓，丹噶高与腊岭等。左右山梁、正地、党坝、皆贼人严防之地。以臣愚见，请加兵三万，以一万添党坝、乃当、马奈、正地、四处，以一万添卡撒、左右山梁、色尔力、等处，以五千潜从阿利山，连路为营，直抵丹噶，袭取曾达，会合马奈兵，直捣刮耳前耳。以五千由腊岭中峰北面下山，连路为营，截断木冈后路，由纳喇沟、直抵刮耳巢顶。正兵攻碉，奇兵裹粮越径捣巢，使贼八面受敌，必速溃散。”（《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下同）
二奏：“凡所调官兵，其同乡者，若非父子兄弟，则系亲戚故交，情义相关，急难相顾。若一旦分散，所统又非该管之员，临敌未免彼此之分，遇难各不相救。臣今所统四川官兵，虽同省而各属杂凑，俱非一处之人，他所管谅亦如此。臣愚以为彼镇所属之兵，即归彼镇大员统领，设有不敷，再将别镇兵添补。兵情既合，督率亦专，自当勇力百倍。”
三奏：“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大朗素、小朗素，虽同一投顺，但大朗素、小朗素系因见良尔吉霸嫂欺兄，卖主谋逆，心怀不愤，仰望输诚。良尔吉则见官兵已入美诺，始畏罪来投。小朗素随马良柱攻江卡，又随任举攻腊岭，俱有战功。后与良尔吉合兵，见良尔吉心怀异志，即托病回巢。至良尔吉随买国良攻克空卡、卡撒等处，虽亦有微劳，然闻马邦官兵失陷，遂心怀反复，临阵不前，骄纵土兵，不听约束。更传闻有云，绰斯甲土兵对敌时不下枪子，又暗与金酋馈粮助药等事。臣曾面禀督臣张广泗，不加查察。以臣愚见，莫若将良尔吉权且安置卡撒，羁縻其身，使不得透漏消息，俟事竣治罪。该部土兵，仍令小朗素管领，拨归马良柱部下驱策。”
此时的金川战况，也在岳钟琪的指挥下进展迅速。同月，乾隆帝又改派军机大臣、自己的妻舅傅恒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主持征讨事务。哈攀龙在傅恒率领下，成为攻打色尔力石城的主将。他总结经验，采取夜袭战术，各个击破，逐个拔除敌人设在城外的碉卡，使城中守敌孤立无援。这些策略很快取得了战场效果。
乾隆十四年二月，莎罗奔走投无路，被迫乞降，金川平定，哈攀龙功加三等，再功加一等，纪录二次。八月，因岳钟琪赴京入觐接受封赏，哈攀龙暂署四川提督。
乾隆十五年八月，调补广东琼州镇总兵。随即，进京陛见。九月，改署甘肃固原提督。十一月，广西提督豆斌密奏，以“固原人悍兵强，甲于全陕”，而营伍中颇多回民，担心哈攀龙身为回族将领会有所瞻顾纵容。乾隆皇帝仅批“知道了”（《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七），而并未采纳其请，表示了对哈攀龙的极大信任。
乾隆十六年正月，哈攀龙调署湖广提督。
乾隆十八年，哈攀龙根据多年治军的经验，制订整饬弁兵条例六项，上报清廷，受到皇帝嘉勉。这六项是：
一，凡抓获逃兵，即重责并革去军籍，一个月内自首者，可量宽初犯；
二，已革职的千总、把总等末弁，不得久住任所；
三，施南卫（今湖北恩施）、武昌、永顺、保靖、九路等处旧土司安插各省者，恐有私逃回籍的，饬各弁时加查察；
四，凡军流重犯往回递解时，遵例一犯二解，兵械防护于单内注明某兵，押交前汛，限时回销；
五，押解军饷，每兵配带鸟枪、腰刀、哨棍，由大路行走防护，委弁督查，交前汛取照回销，仍令沿途塘兵护送出境，该将备报过汛日期；
六，州县监狱出外执行公务，要有拨兵防范之例，一般情况下，应定额派兵五名，人员不足时，也不少于四名，遇到要犯，要酌情增派。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哈攀龙实授湖广提督。二十二年十二月，调署贵州提督。不久实授。二十三年秋，患病，然“凡考验官兵，俱亲行校阅”（《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八）二十四年六月，带病进京陛见。乾隆帝见他“言词恍惚，步履竭蹷，大非从前光景”（同上），病体尚未痊愈，于是命他解任，留京调理。二十五年卒，享年五十四岁，赐祭葬如例。
道光六年四月，朝廷根据直隶总督那彦成等请求，批准哈攀龙暨其子哈国兴入祀乡贤祠。（《清宣宗实录》卷九十七）
哈攀龙，《汉名臣传》卷二十三、《国史大臣列传》卷一百三十正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百八十六《将帅》二六、《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八《名将一》、《清史稿》卷三百十一皆有传。
长子国兴，官至西安提督，《清史稿》、《大清畿辅先哲传》等亦皆有传。次子国泰，历云南普洱镇标左营千总、巡捕三营千总等职。